?“教材事件”之后：专家系统怎样重建民众信任(2)

二、共享知识的分野

与之相对的，诸多媒体的专业从业者（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新媒体），更多时候都只是在扮演一个信息整合者的角色，而非原本自我期许的事件挖掘者。所以，本次事件更可视作一次现代媒介的胜利，只不过这个胜利的主体并非专业媒体人，而是与民众相结合的媒介本身。

事实上，布迪厄已经非常详细的论述了，在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场域中，都不可避免的隐藏着权力争夺的主线逻辑。而在知识生产的学术专家系统和知识传播的媒介专家系统看来，这份权力争夺的对象都是国家或者资本，并且以保持相对于他们的独立性为荣。

民众依托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来面对诸多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而又无法理解的专业情景，专家系统从中获得基于信任的符号权力，而民众则获得在对抗现代社会中免于焦虑的安全感。但是，专家系统的固有缺陷也使之面临着无时无刻的脆弱性。

事实上，笔者认为，这种令人诧异的偶然性背后，却反映出专家系统（在本文中表现为专业的教材出版团队）固有缺陷的某种必然性。20世纪末，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专门论述了现代社会中两种脱域机制。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专家系统正是其一。

其次，专家系统的建立，即信任建立与维系，无法脱离交汇口这一样一个非专业性个人或团体与抽象体系的代理人之间的连接点，而这恰好是专家系统的薄弱环节。因为，交汇口为民众与专家提供了广泛的接触机会，并让他们能够捕捉到专家在面对具体议题之时的无能为力，从而失去对专家个体，乃至整体专家系统的信任。

这种局面，并不是相关部门道歉、整改与彻查就足以解决的。更需要籍此对社会科学研究界的专家系统进行一次系统性反思。

首先，专家系统中某些个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识的局限性。民众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并不针对某个个人或组织，但是却必须建立于某些具象化的个人或组织之上的。而现代社会的分工细化，使得任何专家脱离了自己的领域都等同于普通人。

而民众则天然应该是屈居于他们之下的知识施与者，毕竟，自己才拥有无可辩驳的知识优越性。然而，这种优越性导致了上述专家系统在不懈努力试图从国家或者资本手中夺取有形权力的同时，更加试图将这份独享知识的符号权力更加长久且牢固地攥在自己手中。

然而，如果不是民众与专家系统之间，在教材这个知识之上所拥有的分歧过于激烈，进而使得矛盾暴露于众的话，这份稀缺性原本可以被很好地隐藏。

本次事件中的交汇口就是教材。毕竟，再没有什么能比教材更能定义知识了。

在现代的教育体系中，“第一原则”，即知识在原则上是不容质疑的被普遍遵从。这一点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尊师重教”的价值观下得到加持。因此，很多时候，在教育过程中，专业主体（学校、教师，当然也包括教材）与家长这样的非专业主体之间产生分歧之时，非专业主体总是天然地倾向于听从专业主体的意见。

恰如吉登斯所言：如果一个人发现所雇来的“专家”根本就不能正确地安装中央空调，他也许就会决定在学习了有关基本技能后自己去安装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罗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专家系统失灵偶然与必然

5月底以来，中国教育部下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社）出版的小学数学教材插图事件在我国互联网舆论场中持续发酵（以下简称教材事件）。而对于该事件的关注也逐渐脱离了教材插图本身，发展成为全民寻找“有毒教材（读物）”的风潮。相关讨论也从审美的争议逐步上升到西方文化的渗透，甚至更为严重的指控。

正如被国内专家们所推崇的“民主国家”，总是有些使公民卷入政府程序的过程。将这一过程嫁接于某些领域专业知识的生产之中，无疑正是知识民主化的应有的题中之义。而民众的深度参与，不仅有助于生产出更加符合现实需求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可能发展出一种学术共同体建构的新形式。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网址: http://www.tsyzmgw.cn/zonghexinwen/2022/0617/7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