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事件”之后：专家系统怎样重建民众信任

教育行政体系的权力下放，是基于对专家系统内部自我认可的信任，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专家系统自我认可的背后，复杂的个体关系。当然，事后来看，这种个体关系确实体现出了教辅材料插画绘制专家们所拥有的外人无法比拟的“艺术家的稀缺性”（具体参见吕旻、吕敬人、吴勇、郑文娟之间的关系）。

因此，学术共同体的信任重建，既需要面向民众，也无法脱离民众的参与。这种参与，一种是教材事件中所体现出的这样，在事后进行监督和纠正。另一种，也更为有效的则是在事前和事中就直接参与到专业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之中。

这也意味着，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科学专家们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们亟待信任的重建。正如《现代性的后果》中一直强调的那样，信任是对抗存在性焦虑的基础。而这份焦虑也并非为非专业人士所独有，甚至对于专家而言更为重要。毕竟信任关系的失去乃至对立，对于民众而言，只是生活中面对某些专业场景之时的偶尔焦虑，而对于以此为生的专家们来说，更可能意味着存在价值的丧失。

因此，社会群体之间的割裂，对同样的信息乃至知识，持有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认知的情况并不罕见。而在教材事件中，无论插画绘制团队及其支持者们，如何用获得专家系统认可的专业性以及审美多样化等作为理由，都无法颠倒民众心中保护儿童（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的朴素情感、对于民族国家的基本认同、以及对于类氏三体综合征患儿那诡异面目的天然“厌恶感”。

可惜的是，现代社会的复杂与多变，使得这种知识垄断的企图被一次次打破。这其中的原因，既有现代社会飞速的知识迭代导致了知识价值的速朽；也有专业知识高度分化导致了全能知识分子的出现成为不可能；更有知识传播的便捷带来了全民知识素养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知识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回滤”过程。

回首这次教材事件的发酵可以发现，很多关键节点都是民众之中的专业人士所推动的。这之中，既有最早就向教育部门进行邮件投诉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也有发掘插图细节乃至幕后人物关系的不知名网友。这无疑与民众仅能作为专业媒介的传播受众的既有印象大相径庭。

尤其是在大众审美（例如教辅材料的插画）这样无法脱离社会意识土壤的领域。更遑论专业体系内部也有无数的小群体，以及更加争锋相对的知识分歧（例如在教材事件中的一线教师与教材编纂专家们）。

如果将教材生产所涉及的专家系统予以整合，无疑是布迪厄笔下文化生产场域的经典类型。在这之中，教材审核团队授予并认可了编纂者参与教辅材料插画绘制的合法性地位，而这份赋予合法性地位的权力则来自于教育行政体系的下放。

对此，我们有理由抱以乐观。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的民众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经过启蒙和组织之后的力量，并将在未来继续证明这一点。

人教版数学教材插图

非专业人士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对各种专业知识进行再占有和再使用，进而完成新的专业知识的再生产与再传播。这一切都进一步降低了专家系统中，每一个个体专家存在价值。

仅就教材事件本身来看，其实充满了令各方都为之诧异的偶然性。普通民众（尤其是家长们）诧异于如此不符合大众审美的怪异形象及其背后隐藏的不良内容，能够堂而皇之的成为中国孩子们的必读教材；一线教师们诧异于在2014年就已经有人专门提出异议的同时，这份教材还能挺立至今。而令包括笔者在内的学术圈人员诧异的则是，出版社的制度和流程为何失灵？

三、媒体？不，媒介的胜利

至此，专家系统可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独立性与专业性的双重存在性危机，向上有来自国家与资本等维度的有形权力之约束，向下则有无数完成启蒙并在特定议题中专业性不下于己的民众的符号权力之争夺。

虽然，很多时候，对于自己专业知识不可辩驳的认识，是被专业主体用来建立相对于非专业民众优越感的工具。而且，专业人士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并不一定比一个历经现实的民众更加深刻。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知识（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科学）都能够长期保持这样的优势，甚至可以说，只要是和社会、民众产生重度关联的科学，都不具备这种特质。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网址: http://www.tsyzmgw.cn/zonghexinwen/2022/0617/754.html